用口述历史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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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涓来源：对外传播2017-11-13
如何在国际表达的传播话语体系中，“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讲清楚；如何创新传播方式，以“故事”为载体，用无数“个人梦”成就“中国梦”，来传播中华文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些问题成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探索和实践的重要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次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如何在国际表达的传播话语体系中，“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讲清楚；如何创新传播方式，以“故事”为载体，用无数“个人梦”成就“中国梦”，来传播中华文明、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这些问题成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探索和实践的重要维度。
口述历史以其人文取向、关照个体的“平民化”特点和将文明落实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视角、微末叙事，以及全媒体时代，现代传播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口述史学、影像史学叙述边界的拓展，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历史生产中成为可能。基于口述历史及影像而成立的中国记忆资源库，成为保存国家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路径之一，并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要素材来源。本文试从口述历史的功能、特点与实践层面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研究。
一、口述历史概念及发展
口述史，按照目前国内学界普遍的解释，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进一步说，它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影像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在古今中外众多历史典籍中得到广泛运用。如果追根溯源，在中国，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是到汉代，已经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通常以司马迁和《史记》为例。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至更早的荷马史诗。
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史学方法，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运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口述史学创建的标志，是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内文斯创建的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仅以美国为例，1967年成立美国口述史学协会时，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就已超过90个，标志着口述史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1978年，口述史研究机构增加至500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等等。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这个学会每年都有2500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研究。
我国学者对口述历史方法和理论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近些年发展十分迅速，并于2004年12月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掀起了口述史研究与实践的一轮高潮。
二、口述历史史观：“中国故事”叙事策略创新
口述历史在20世纪的兴起与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除了科技进步提供的录音、录影硬件设备的准备之外，“新史学”观念从20世纪出现萌芽，到五六十年代蓬勃发展，到70年代的鼎盛时期，口述历史和“新史学”几乎是亦步亦趋。新史学倡导的史观和方法，不止孕育了口述历史，并使其得以发展，而且成为口述史的宗旨。
1．研究视角的平民位移
口述史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权，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社会精英、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英雄人物转为普通大众。在这个平民化书写的过程，是文化学者、研究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平等真诚的心灵交流方式。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自身的经历、行为、心理、情感的讲述，进入了历史的记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之间发生有机联系，从而他们日常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这就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的过程。
保尔·汤普逊在《过去的声音》一书中写到：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使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级之间、代际之间建立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由于口述史的共享意义，它能够给予一种地点或时间的归属感。
2．研究内容的微末叙事
口述历史是最具“个人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以“有温度的个人记忆”为特点标志，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和经验为主，重视从个体的角度，去再现历史的记忆和细节。对一段宏观的历史事件，不止是有文字记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写，其实每一个参与者、亲历者也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认知。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到“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对个人记忆的发掘，是可以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外的人性。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往往通过口述——个人记忆的微末叙事，能够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材料。
3．口述历史创新“中国故事”叙事策略
“中国故事”讲什么？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挖掘好的内容，真实的中国故事最能打动世界。新媒介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每个普通人都成了国家形象代言人，每个个体都成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微主体，每个人的故事都有可能获得世界的关注。“在这个微距离的世界中，每个微主体都可以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微声音，再以微声音实现微传播，由微传播产生微动力，最终积聚微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建立全民对外交往制度”。
“中国故事”怎么讲？小切口、大背景，小故事、大道理，小人物、大主题，小细节、大情感，用“世界都能懂的语言”，“以小见大”中讲述“中国故事”，这些恰恰契合了口述历史概念内涵与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特点。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能够为“中国故事”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和活力。
三、口述历史实践：“中国故事”的源头活水
口述历史的特点决定了口述历史所记录的对象，大多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人类自然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口述历史的抢救性，尤其是对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及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进行口述采访、影像拍摄，更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保存珍贵的集体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
1．“个人记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国记忆资源项目建设内容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概括起来，大概分为两类，即进入国家、集体历史层面的个人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除了文字、文献记录以外，民众的个人记忆将成为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必要补充。大量的历史信息在文字记录的过程中被剔除或者被遗忘，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普通民众，他们的记忆将成为打捞历史细节的突破口，来自他们的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些抢救性的记忆尤其紧迫。
我国五千年历史基本是农耕的社会史与文明史，村落的形态景象不同，物产、风俗、宗教、游艺、手艺，以及传习的仪规也各有特色，随着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古村落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和历史见证都在快速消逝。口述历史及影像记录通过对非遗传承人及相关人群的访谈和交流，将储存于头脑中的历史记忆通过语言、表情和声音的形式叙述出来，最终以转化为文字、图像及影像的形式进行存档。这种保存方式，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基本准则，口述史已经成为兼具挖掘传承人口述技艺、采集和记录文化遗产“历史记忆”的使命。
2．口述历史记忆项目的国际实践
当前，各国及国际的口述项目组织正在开展各类记忆工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工程”、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年历”、英国大英图书馆的“国家生活故事”、荷兰国家图书馆的荷兰记忆”、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我们的故事——民族的记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负责规划实施的“新加坡记忆”等，无不以口述史、影像史作为必要手段。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项目是最早开展、最负盛名的国家记忆工程。“美国记忆”以传播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为目的，通过在线记录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文化传承，并不断扩充深化，加入海量数据和多层次记忆，搭建起一个国家的文化殿堂，成为美国对外的文化名片。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新加坡记忆”，简称为“新忆”。全民参与是其最重要的特点，每个国民和家庭都是“新忆”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是由新加坡政府直接领导、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负责规划实施，以记录新加坡历史、精神为宗旨，以搭建新加坡国民记忆平台为主要目的。
3．中国记忆项目建设
从2012年起，中国记忆资源开始着手建设，被列为国家总书库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图书馆“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公众分享个人记忆、汇聚集体记忆的平台。目前，国内已有多家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在开展各项记忆项目。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中心，从成立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同时还是国内外数十个口述历史项目的资料存储基地。口述中心在口述资料的转录、编目、保存上，具有标准化的科学工作流程和中心恒温恒湿存储基地的硬件支持。
2017年6月，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压轴，“崔永元故事库”正式亮相，“我们挖真故事、拍真电影，就是在为所有值得纪念的同胞立一块传世的丰碑”。口述历史丰富的滋养，为好故事提供了最真实、也最“野蛮”的生长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发起公众参与的“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以大学生为主要目标群体，鼓励年轻人运用“口述历史”影像记录方法，把镜头对准家人、家族和故乡，与父辈们进行面对面沟通，聆听父辈讲述重要历史时期中的亲身经历，由此形成一份“家族记忆”，并通过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体验是口述历史从采集到成果的全过程，也是“90后”主动完成家族情感交流和家族故事传承的过程。
2014年至2017年，项目开展的三年时间内，“家？春秋”项目持续扩大影响力，号召了更广泛的人参与进来，汇集业界大咖、知名学者、作家、纪录片导演、高校导师成立“家？春秋”项目导师团，注重在年轻人和普通人中培养“从身边抢救历史、人人都来做口述史”的观念和基本方法。希望以此唤起公众对传承历史记忆、传承民族和家族情感的重视；更希望能够让人们体会到记录历史、书写历史的力量。
4．口述历史项目的建设为“中国故事”提供素材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提出“用1。0’版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立场”的观点，即“把我们耳熟能详的、习以为常的口号性的政治话语，转化成外国人能够懂的、能够理解的国际语言”。口述历史项目库里都是大量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朴素的哲学观念、有人情味的语言表达、有体温的个人史述，这些故事，摆脱了政治导向较强的叙事表达风格，从精英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解放出来，走向面对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命运时的相互理解和意义共享。来自真实世界的故事，“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
四、建议与思考
口述史为讲好中国故事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提供了新的叙事策略，并拓展了故事内容的边界。它借助不断更新的影像技术设备，能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给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的生产与传播中来，并记录更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使每个渺小如沙粒般的“个体”，在浩渺历史长河里，有发出声音的多种可能性。
1．星星之火：培养口述历史“种子”
建立一套鼓励青少年及大学生积极参与的口述史项目模式，鼓励更多的年青人走回故乡、走向亲人，去记录家族记忆、家国历史，唤醒他们独立判断的思考力，培养他们新媒介素养的洞察力，激发他们用文字、声音、影像去探寻“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往哪里去”的行动力。通过大学生的亲身参与及相互间传播，在高校及社会上普及“口述历史”的概念，培养口述历史“种子”。“建立有效地包括动员、活动、参与、培训、传播、教育、协作等系列模块，构建一套可持续机制”。
2．燎原之势：共同参与，推动公民写史
公众、社会、公共机构三位一体，从不同的层面介入口述史的实践，来唤醒更多力量进入到口述历史领域，参与全民写史。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聚合广泛的口述历史参与群体，汇集学术、媒体、公益等机构以及学者、名人、志愿者等群体，形成口述历史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传播、启发普通民众对于家族史收集的意识，规范并提高书写、记录家族历史的能力，开启公众参与书写历史的渠道。“最终目标是实现口述历史的大众化，使参与者既是活动的参加者，又成为资讯的提供者和传播者，让口述历史融入人们的生活”。
3．抵达原乡：走下庙堂，走进大众
口述史在当今世界的如火如荼的发展，不只在于其史学研究地位和研究方法，更是由于它生动并多角度地呈现了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多元样态。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一定是无数个“中国人的梦”的实现。聚沙成塔，中国故事就是十几亿中国人的故事。“中国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个小小的、真切的“个体梦”构成的。摆脱千篇一律的宏大叙事风格，走向老百姓的语言和故事，口述史对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每个人的故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并且，在探索让国际受众看得懂、听得进的叙事策略上也将大有可为。
4．走向海外：深化传播渠道
在传播的大数据时代，由公益机构、高校、图书馆等提供的专门库藏，将讲述“中国故事”的口述文献、影像文献用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统一纳入管理，提供统一的编目和查询方式，通过互联网、客户端即可进行访问。这不仅利于资源的整合与管理，也便于面向社会开展资源的征集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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