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阅读史源历史专栏第3225期。1984年2月，原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建国后出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开国大将粟裕因病去世，享年77岁。在粟裕大将的追悼会上，一位曾经和他关系一般的旧日下属前来吊唁，并且心情沉重地讲了一句话： 粟司令在我处境困难时，三次力保我！我是非常感激的。 将军能说出这样的话，令在场之人感到有点吃惊，此人就是开国上将宋时轮。

解放战争期间，宋时轮出任过华野主力第十纵队司令员，战争后期更是升任第9兵团司令员，是粟司令计划中的攻台军第一梯队核心。而陈老总曾经戏称宋时轮为“台湾警备司令”，可见三野首长们对他寄予厚望。 按说以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宋时轮应当算是粟裕的爱将，两个人的关系怎么会不好呢？ 这是因为在历史上，他们曾有过一些误解和矛盾，都与具体作战部署有关。

1946年华东野战军还没有成立，陈老总指挥山东野战军，粟司令则是华中野战军的负责人。宋时轮此时和粟裕没有交集，他是陈毅的参谋长，在山野的作用非常突出。但是两大野战军在1947年合并后，新成立的华东野战军，军事主导权在粟裕副司令手里，这也是毛主席的特别安排。 无论陈老总还是宋时轮，在军事部署方面的权力有一定的削弱，宋时轮被安排下了一线部队，成为华野第十纵队司令。

由于叶飞、陶勇、王必成、许世友手下的4支纵队实力较强，被称为华野“四大天王”，粟裕用起来会优先考虑，攻坚作战的主力往往由1、4、6、9纵承担。 宋时轮纵队阻击战打得比较多，伤亡大但战果却相对小一些，部队损失难以得到快速补充。 对于这一状况他颇有微词，所以在几次战役部署上和粟裕产生过争执，甚至有拍桌子不欢而散的情形。

宋时轮的革命资历很老，但在我军当中，以下犯上是大忌。毛主席对于宋时轮的作风有所耳闻，认为他不尊重上级首长，一度下命令要将他撤职以儆效尤。 宋时轮在1984年粟裕追悼会上说“粟司令三次力保他”，其中有两次都是在解放战争期间。

第一次，是华野十纵私渡黄河事件。宋时轮有抗命调动部队的嫌疑。中央对宋时轮的私自行动非常不满，但粟裕了解情况后，认为跟参谋长陈士榘命令传达不清有关，便没有深入追究宋时轮的责任，还让他继续带兵；第二次则是在济南战役准备会上，宋时轮质疑野司的作战部署，不想承担相关任务，但被粟裕明确拒绝。宋时轮很生气，在会上当即提出要到东北养病，离开前线指挥岗位。 抗命不遵没有理由可讲，毛主席直接下令要将宋时轮撤职。

粟裕深思熟虑后，又向中央多次发报，指出“宋时轮已经认识到错误，建议保留职务让其戴罪立功”。后来宋时轮仗打得好，济南城顺利解放，淮海战役中他还打出了关键性的“徐东阻击战”。之前抗命和顶撞领导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毛主席决定的事情，很少有能改变的余地，没有粟裕的极力争取，宋时轮势必职务不保，历史地位也会大受影响。 粟裕不是没有脾气，但个性善良且大局观强，从来不爱整人批人，尤其是对有才能的下属更是如此。

这两次经历，已经令宋时轮感慨不已。粟裕手握重权，完全可以杀伐决断，但是却对自己手下留情。人心都是肉长的，宋时轮将军也知道粟裕是在包容和保护自己。而在建国后，粟裕又第三次力保宋时轮。上世纪60年代，军事科学院的一些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宋时轮、钟期光都在其中，他们都是粟裕的老部下，粟裕为他们的情况感到着急。 虽然粟裕此时已经不在军队中枢领导岗位上，但他专门打电话请示了周总理，希望给予宋时轮等人必要的帮助，解决困难处境。 在粟裕的反复斡旋之下，宋时轮等人最终转危为安。

虽然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这对将帅有过几次摩擦，但粟司令展现出的容人之量和厚重品德，无疑令宋时轮大为感动，两人在晚年的关系大大改善。所以有了开篇时的一幕，宋时轮在粟裕大将的追悼会上极为难过，高度褒扬自己的老上司。在粟裕去世三年后，也就是1987年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 宋时轮公开提出：“希望解决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对粟裕大将的错误结论，恢复他应有的名誉。” 不久后，宋时轮在他亲自负责编纂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毫不讳言地指出“粟裕将军曾受到长期不公正对待”。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在公开场合为粟裕提出平反诉求的高级将领，就是宋时轮。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彭老总、聂帅等人都是力主批判粟裕的主要首长，因此这件事在军界讳莫如深，粟裕的平反工作非常困难，直到1984年去世时也没有解决。但在宋时轮的倡议下、也是客观形势进一步好转的情况之下，最终粟裕在1994年获得了完全平反。 宋时轮年轻时个性强硬倔强，但内心却是柔软的，知恩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