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能手机的原始人


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是从伦敦飞去开普敦参加工作面试。接机的小哥开车载我进市区的路上,驶过一辆皮卡,后货箱上坐着半打壮实的青年工人,随着车辆起伏颠簸。这个场景瞬间让我对南非亲近了许多——可能发展中国家对我而言就是有特殊的亲切感吧。即使面试后在开普敦独自闲逛时被两个小孩打劫了一部iPad,挂了点彩,我还是选择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了两年——可能是我至今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

在南非的两年太过短暂,使我没有机会到其他非洲国家看看。于是辞掉了美国的工作成为无业游民后,我的第一站就是回非洲弥补遗憾。彼时奥密克戎正席卷世界,非洲各国的入境都还需要48-72小时不等的核酸报告。加上疫情带来的治安恶化和旅游业萧条,独自旅游既不安全也不经济。于是我报了个55日的非洲跨国旅行团——白天坐大卡车,晚上自己搭帐篷,大部分三餐都是导游用车上的炉灶自己做饭的经济团。行程以开普敦为起点,内罗毕为终点,途经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以及肯尼亚,是一个地道的走马观花之旅。

团员里,以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和德裔瑞士人为主,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游客。这段长达55天的旅程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和导游以外的非洲当地百姓接触实在太少了。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的互动对象都是其他团友。而经过这一个多月的交流,使我更加确信了我在美国居住三年累积的感受:我和大部分“第一世界”人民在价值观上有巨大的差异。

回想起来,我和许多团友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认为“进步”、“发展”、“繁荣”等是客观的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量化的。出于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历史的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美十分流行。这使得他们对“进步”和“落后”的判断非常谨慎,有时甚至认为这是完全的伪概念。他们会觉得,衣不附体的部落生活并不比衣着光鲜的华尔街金融白领更“落后”,并希望这些非洲部落能够尽量保持传统生活方式,以满足其多元文化审美。

当导游提到,有不少原始部落的土著如今生活在城市里,还用智能手机时,一些团友皱起了眉头,“他们不该用手机,应该回到村子里去,继承他们独有的文化”。团友间闲聊自己曾经旅游过的地方,一人提到她在尼泊尔看到了大量“丑陋的”混凝土房屋,而越来越少人住在“美丽的”传统屋舍,为此感到遗憾。在谈到环保和气候变迁的话题时,一位团友对我说:“我感到很抱歉,但事实是,我们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过上我们发达国家水平的物质生活。那样的话,地球会不堪重负的”。

这就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第一世界青年的想法。他们并非固步自封的极端“红脖子”或者没见过市面的底层愚民。他们有体面的工作、会说多种语言、去过许多国家、并在这大热天千里迢迢来到非洲旅行。对我说不能让穷国百姓过上发达国家生活的就是一个瑞士青年,准备在坦桑尼亚的一家咖啡种植园做义工。在另一次闲聊时,他说,中国不应该购买非洲的土地来建造农场和庄园,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然后他可能是突然想起了自己即将去做义工的农场是欧洲人所有的,补充了一句:别的国家也不该。

当一位团友对我说的“繁荣”和“进步”产生质疑时,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理解的繁荣标尺,是以选择的多寡来衡量的。繁荣的社会不代表人人都要住大房子、开豪车、去加勒比海度假。但社会越发达,人的选择就越多。一个德国大学毕业生可以选择来非洲过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一个没念过多少书的美国小镇青年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保证吃饱穿暖;一个在香港蜗居20平米公寓的可怜白领可以把房子卖了,在内地的十八线县城找个带院子的大村舍悠闲度日……而如果一群非洲的孩子,只能在饿死和放羊之间选择的话,我无法不把这个群体称之为“落后”,无论他们放羊的时候看起来有多么开心。

欧美人广泛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有时会让我觉得这种掺杂着扭曲的环保审美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成了种族歧视的遮羞布——别忘了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也是打着“保护各族文化”的幌子的。他们批判尼泊尔人不再住在传统而美丽的屋子里,仿佛当地人对什么样的房子更便宜、更坚固、更舒适没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们希望这些部落放羊的继续放羊、流浪的继续流浪;在满是蚊虫的村落里,住着用牛粪糊墙的棚屋,远离混凝土、化肥、杀虫剂这些工业制品。仿佛过了一百多年,这些殖民者的进步仅仅是把他们的“人类动物园”(human zoo)从笼养升级成了散养。

他们固然对马赛人的一夫多妻制和女性割礼颇有微词,但也对村里的妇女们来到种植园被资本家们“剥削”而不满。他们似乎难以理解,这远低于欧洲的收入,对这些村妇提高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有多么重要——她们既然并非是被迫劳动的,那她们做出的选择必然是所有可选项里对自身最有利的。我说,中国曾经和非洲一样穷困,我们的百姓也是拿着欧美零头的工资一路追赶上来的。

以当前的美元计价,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人均GDP和马拉维差不多。而彼时的南非,人均GDP是中国的15倍。而迟至2014年(也就是我去南非工作的两年前),中国的人均GDP才超过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这些非洲南部较为富裕的国家。到了今天,中国的数据已经接近这些国家的两倍,更是把东非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曾经的难兄难弟马拉维,现在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约二十分之一。

1994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年份——那年福州有了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南非的七分之一,终于勉强吃得起麦当劳了。我还记得麦当劳刚开业时门前长长的队伍,以及一个硕大的充气麦当劳叔叔。和我同龄的朋友们肯定都还记得,当年吃一顿洋快餐是一件多么值得夸耀的事。前天,麦当劳的官方账号转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刚刚吃了顿麦当劳,突然想到,我过上了我8岁时候的梦想生活,天啊,怎么搞的,真是了不起啊你这家伙。”

真是了不起啊。

我在非洲旅行期间,经常会查看所到国家的基础经济数据。我没有半点信心能够分析出非洲国家发展迟缓的原因,更别提解决方案了。但我知道,中国至今依然穷如非洲并非是不可能的历史走向。因此我也幻想有那么一天,这些国家里的一个或几个,能摆脱困境奋起直追,繁荣程度超过中国、美国、甚至瑞士。那时,这个世界就不再需要一个虚构的瓦坎达。

我和团友们价值观冲突的高潮发生在参观了辛巴族(Himba,和《狮子王》的主角Simba无关)的村落之后。那是一个在纳米比亚远离了传统辛巴聚居区的村子。村民们接待游客,讲解辛巴人的习俗、服饰、建筑等。村民们表演了传统歌舞,歌词里赞美了丰田汽车——村口的树丛里就停了一辆。孩子们有的穿着传统服饰(也就是几乎什么都没穿),而有些和城里的孩子无异——后者是被家长决定要去学校上学的,而前者的任务是传承古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最后自然是购物环节,袒胸露乳(当然,依照他们的传统,身上抹了红色的石粉就不算是光着)的妇女们拿出各种木雕小玩意售卖。

回到营地后,几位团友向导游发难: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们这是个用来表演给游客看的“假村子”?他们不应该远离故土在这里把村子变成戏棚……如此这般。虽然导游解释村民们都是正宗的辛巴人,只是因缘巧合来到了这里,发现了商机而已。可几位团友显然不买账,觉得自己把钱花在了一群错误的辛巴人身上。

那天晚上睡前,我走到营地里唯一有网络信号的角落,在团友群里写下了一段冗长的个人感想:

“我想分享一些关于我们今天见到的辛巴族人的个人看法。我对于他们把自己的村子变成一个旅游景点并不感到悲哀,也不认为有任何错——毕竟我们也允许美国人在世界各地建造迪士尼乐园。我尊重部落做出的决定,不论是永远保持古老的生活方式,还是将传统习俗留给博物馆。但如果我能够有自己的愿望的话,我希望他们选择后者。我希望我们今天看到的孩子们,能够梦想成为护士、工程师、教师、甚至航天员。我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周游世界,看看中国的长城、英国的大本钟、玛雅的金字塔,并了解各种文化和传统。‘他们应该留在故土并永远保持着当前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让我坐立难安。如果中国没有近现代的发展,那我会留着长辫子,在一个小村庄里种田,16岁时就被家里包办婚姻,娶了一个小脚的媳妇——中国的传统生活。多元文化不代表我们应该鼓励家长们决定孩子的命运、用一生固守停滞不前的传统。如果这是可以容忍的,那我也倡议欧洲人拾起中世纪的传统、过回黑暗时代的生活。总而言之,我认为假设任何人不知道什么才算是‘更好的生活’是一种傲慢,如果不算种族歧视的话。”

第二天一早在浴室里遇到来自津巴布韦的导游时,他说读了我的留言。“是啊,如果美国人可以满世界开迪士尼乐园的话”,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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