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韧：宫敏把自由软件和 Linux 带回中国《新程序员》

宫敏把自由软件和 Linux 带回中国《新程序员》

对于宫敏，在中国的开源界以及技术圈内，大家所熟知的是“中国 Linux 第一人”的称呼，因为他用手提肩背的方式将 Linux 带回了中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自由软件库。然而宫敏则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中国自由软件和 Linux 的先行者。

宫敏的人生，经历颇丰，感受过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一路的成长中，彻底明白了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深刻感受到计算机系统安全的重要性。这也塑造了今时今日的宫敏。本期《开源英雄》，让我们一同走进宫敏的程序人生。

采访 | 刘韧

作者 | 谷磊       责编 | 唐小引

出品 | 《新程序员》编辑部

1994 年，北京，国内贸易部正在建立 VSAT 信息发布平台，没有互联网，包括主站在内的很多应用都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性能很差，问题频发。回国休假的宫敏看后说道：“咱们试试这个”，就拿出自己从芬兰带回的 SLS Linux 发行版系统，装上后，贸易部的同行惊讶道：“这个系统一装，怎么感觉我的 PC 变成工作站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东西哪来的？”“自由软件是怎么回事？”“唉！可惜咱们接触不到这东西呀！”宫敏说：“会接触到的，我能让你们接触到！”

这神奇的系统，是宫敏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做研究时发现的。他在构建新的分布式并行计算模型，需要用到 IP 多播协议，可没有操作系统能支持这个 IP 协议，在浏览教育科研网的 FTP 时，突然出现的 Linux Kernel 引起了宫敏的注意，他的分布式并行处理有些东西要在 Kernel 里做，“这玩意儿有点意思！是赫尔辛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Linus Torvalds 写的，自由软件、源代码开放、运行自由修改和散发，太好了！”

可此时，Linux 的状态还做不了什么。

一年后，网上一些人拿出了一个叫 SLS 的 Distrbution（Softlanding Linux System，最早的 Linux 发行版之一），“这大概是 Linux 最早的一个 Distribution”，宫敏拿过来开始安装，下载了内核代码，发现可以支持自己需要的 IP 多播协议，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加进来经过修改原先的 Bug 之后就好用了，这东西可太好了！”“如果以前做地面站的时候有它，我的系统会做得非常漂亮。”

同时，他认为中国应该很需要这个东西。

一次，宫敏去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SICS，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做交流，大家聊天时谈到瑞典比芬兰更发达，可为什么 Linux 会出现在芬兰，而没出现在瑞典？其中有个人说：“是因为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库 Archive 在芬兰，芬兰的学生、老师有机会接触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源代码，所以这里的人思路开阔。”大家也认同这种观点。

宫敏博士在芬兰

宫敏受到启示，“我得把这东西拿到中国，让中国人也能接触到它。”

1997 年，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软件协会下成立了“中国国际自由软件分会”，并决定利用国家信息中心的中经网的基础设施建立“中国自由软件库”，推选宫敏担任顾问，提供自由软件资源并进行答疑等支持。也因于此，宫敏自费做了这件事。

宫敏把想法告诉了在芬兰教育科研网 Archive 工作的朋友 Ari Lemmke，他是真正给 Linux 命名的人。Ari 是位理想主义者，在 Otaniemi 科技园 Inopoli 附近开了一个小型的 ISP（X-gateway），为了推广新生事物“因特网”，让园区的公司免费使用，他通过其他的工作挣钱养活这个 ISP，同时负责“芬兰教育科研网（funet）”的 FTP 系统管理工作。

Ari 说复制 Archive 软件库大概需要 80 个 G。1994-1995 年，PC 磁盘容量普遍为 40-45M，完全不够用，起码需要 1 个 G 作为缓冲，而 1 个 G 的 SCSI 硬盘需要 8000 马克（原芬兰货币单位）。

另外，为了在服务器上跑 SCSI 硬盘，还需要买一块 SCSI 卡，因为没这东西就没法玩儿，宫敏连卡带硬盘共花了 1 万马克，花销不菲，“该花的钱要花，自己也得学东西呀！”

用 1 个 G 硬盘传 80 个 G 的资源不可取，宫敏就想到了磁带，买得起的是和数字录音带很像的 DDS（4mm）磁带，宫敏花了几千马克买下 20 盘，又花了 4000 马克买了个二手磁带机，还好，把 SCSI 卡插上就能用。“既然想干这件事就得放开干。”

设备都齐了，宫敏想让 Ari 帮他导资源，由于比较费工夫，Ari 建议宫敏去自己学校弄，学校的网很快。随后，宫敏白天工作，晚上在学校用脚本拽资源，每拽一部分就拷进磁带里，再拽、再拷，他还专门写了脚本，以免出现混乱。

宫敏用几个月的时间拷完所有的东西，带回到中国。

为证明自己这套东西名不虚传，宫敏说：“咱们的自由软件库就用自由软件来搭。”说干就干。宫敏用 Linux 做了软 RAID，把不常用的 PC 机加大内存和磁盘用起来，信息中心的一台 HP 小型机上有磁带机，宫敏要了账号，通过网络使用磁带机，开始存储资源。网用磁带机比较慢，但最终还是把全部资源导进 RAID 里了。

软件库建成了，Linux 操作系统成功引进中国！

可宫敏觉得光放着不行，就在上面建了一个新闻组，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可很久都没有互动，宫敏就在里面发贴，慢慢地开始有人留言提问，终于活跃起来了。只要有提问，宫敏一定回答，“我可能答得比他问的更深、更多一点。”

用户越来越多，宫敏答不过来，就挑有意义的或新问题来答。对于老问题，会有人告知去找哪个贴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在无私地做着贡献。”一有东西就能让大家知道，给大家用；不会用的就一起讨论；都不会的，宫敏就帮忙在“因特网”上真正的新闻组上发起话题讨论，得出结论后完整地告诉大家。

当大量活跃用户出现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你做的这些工作很有意义，能不能回国做？在国外做把很多东西留给了洋人，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吧。”于是宫敏就回国了。

幼时情节

“每周回家，爸妈都会问我，在幼儿园吃了什么？”

1959 年 11 月，宫敏 3 岁，就和其他科学院的孩子一样，进了端王府幼儿园，星期一送进来，星期六接回家。这里让他体验到了集体生活的纪律性，睡觉、吃饭、出去玩都要大家一起去，不能自作主张。

3 岁的宫敏

一次，幼儿园组织孩子们去四不要（中关村）礼堂演出，演完节目又呼呼地坐着卡车回来，中午“小演员们”美滋滋地吃了顿炸鱼，这对宫敏来说是最好的奖励了。

幼时关于吃的情节，总是耐人寻味。一天晚上，父亲说：“豆腐脑能增加蛋白质，爸爸带你去买豆腐脑，回来大家吃。”宫敏就跟着父亲点着灯，在豆腐脑摊位排起长长的队，买到后拿回家，有辣的和不辣的，宫敏不经意吃到一碗辣的，当时就被辣哭了，“这段印象真可爱！”

宫敏的好奇心也给生活平添了些插曲。一天，心理研究所的人员来幼儿园找孩子做实验，宫敏很好奇，就被叫去了，他们被带进一个小黑屋，头上装上电极，面前一盏红灯，扬声器里提出来各种问题，他们就一一回答。

周末回到家，他把这件趣事告诉家人，家人惊讶道，“拿我们孩子做什么实验？我得去心理所问问。”得知是做儿童心理实验，只是看看脑电图，这才放心。 学霸之家

早就掌握了识字能力的宫敏，一二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了。

四五岁的时候，宫敏看见父亲在做一个放大器，就跑过去不停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电阻。”父亲说。

“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是电容。”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电子管。”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变压器。”……

这种儿时碎片式的学习，宫敏很早就开始了。

父亲经常给宫敏买儿童读物，有些是讲科学人物的图画书，像特斯拉、爱迪生、罗蒙诺索夫和祖冲之等，父亲有时也给他讲一讲，更多是看宫敏的意愿，“反正书在这，你自己看”，看宫敏对哪些方面感兴趣。

很快发现宫敏对无线电、物理更感兴趣，就开始多买这方面的书。宫敏有问题，父亲有时直接解答，有时说：“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了”，宫敏就去看书。

1953 年，父亲从武汉大学无线电学专业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由赵九章等几位老先生带他做一些项目。

1958 年，国家进行人造卫星预研，选了十多个科研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宫敏的父亲也入选了。

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父亲主要是研制科学仪器，“没有仪器是做不了科学研究的，老爸和他的同事都热衷于做仪器。”

宫敏的母亲毕业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母亲很早就教宫敏认识 26 个英文字母，他学拼音时就学得非常轻松，“只是这个字母我们以前都念 A，怎么到这儿念 a（啊）？”。

宫敏的爷爷当年从安徽寒山县出来，去上海念了大学，在宫敏快上小学时患了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他以前，会拿着一本线装书摇头晃脑地在那儿唱诗。”奶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忽然没有学上

环境艰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去了都是没学上的。”生活中，宫敏一旦有不明白的，就去找书看或者问父亲。

1963 年宫敏读小学，1966 年全家搬到了陕西 112 大院，在秦岭的一个山沟边，这里是赵九章先生选点建设的三线单位，父亲和几位同事算先遣人员。

刚到这里，实验室的设备、用具还没到位，更难的是星期天只吃两顿饭。家里连饼干和馒头都没有，宫敏就和妹妹跑到食堂，工作人员忙说，现在没饭，要 9 点才有。两人饿得不行。

学校还没开起来，距大院约 5 公里还有个山沟，有个子午钟表厂，这里住的全是上海人，生活比较好，子弟学校已经开张了。宫敏就和伙伴们跑去旁听，跟上海小伙伴们一起玩儿，可还是比较远，不能每天去，“反正这段时间基本是没学上的”。

1967 年政策变了，宫敏跟随家人回到北京搞运动，三年级没怎么念的他，直接在中关村小学上了四年级，直到小学毕业。

“我不记得有太多事情发生，好像也没有什么考试。”回京后住在中关村，小伙伴的家人不是这个所的，就是那个所的，“都是在家听大人讲完，就来学校吹各种科学上的牛。”宫敏一旦有不明白的，就回去找书看或者问父亲。

这个时期也是父亲参与研制任务的关键期。父亲经常夜不归宿，宫敏有些实验做不通，就把实验现场留在桌子上，写一张纸条说明问题和现象，再去睡觉。早晨起来，还是不见父亲的人影，“桌上的纸条变成了老爸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处置后，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不久，父亲负责研制的部分进入关键阶段。他提出利用国内所能提供的器件，满足总体设计要求创新性的技术方案，最终获得成功，圆满完成了任务。

少年宫敏和父亲

父亲总是把“多普勒效应”、“截止频率”、“参量放大器”、“阶跃二极管”等新名词挂在嘴边，宫敏不明就里。一次，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国内最好的晶体管的工作频率是 40 兆赫兹，200 兆赫兹怎么搞？”宫敏觉得父亲遇到了大的挑战，后来发现，正是父亲的方案和产品保证了第一颗卫星能被地面“跟得上”。 科学、音乐两不误

“没想到物理世界和音乐世界竟有着如此奇妙的联系！”

宫敏在北大附中表现一直不错，只是大家不轻易聊成绩。学校生活很丰富，他参加了校合唱团，时常排练，由于变声，从男高声部唱到了男生低声部。

一天，邻家来了位会拉小提琴的大哥哥，演奏水平很高，琴生深深打动了宫敏，很快，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宫敏很想学小提琴，就开始跟父亲软磨硬泡，在向父亲承诺“不能三分钟热度，一定练到至少和邻居哥哥一样的水平”后，父亲才答应买个便宜的小提琴。

经过邻居哥哥的介绍，宫敏结识了住在磁器口的小提琴老师，老师同意每周为宫敏做一次专业指导。家里给买了月票，他每周四放了学就去磁器口学琴。

1970 年，宫敏在中关村北区花坛旁演奏小提琴

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苦练下，宫敏的演奏水平提升很快，就这样，在科学之外，宫敏真正掌握了一门乐器演奏技巧。他的阅读范围也扩展到了和声学、音乐史、德奥音乐和俄罗斯音乐等，图书馆的《人民音乐》（过刊）杂志也成了他的阅读对象。有些小伙伴家里有唱片，宫敏就去造访、听音乐，也会把唱片借回家听。

为了高品质地欣赏唱片，宫敏开始研究、设计和制做高保真功放，让他增加了电子电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通过音乐，对一些物理概念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例如频率就是音高，波形就是音色（正弦波圆润乏味，方波刺耳，三角波又是不同的音色，偶次谐波比较悦耳，奇次谐波比较令人烦躁等），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附中有个校办工厂，除了做广播用的扩音机，还做半导体（碳化硅的发光二极管），工厂是由宿舍楼改建的。后来得知，这些发光二级管是供北大设计建造的大型电子计算机（杨芙清院士的 150 机）使用。

科学院计算所要做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学工要协助制造一大批晶体管，工序就是在一个直径 3-4 毫米的陶瓷片上，用小笔画三条银浆。银浆有很强的化学味道，宫敏很好奇，就弄了一些请叔叔阿姨辨别是什么东西，他们闻过之后说应该是丙酮。用丙酮做溶剂弄出三条墨绿色的线，就是银浆，在烘烤箱中把这些有机物烧掉后，金属银就呈现在上面了。三条绿线烧完以后就变成三条银线。宫敏他们就是画这三条银浆线，其他单位在这个有银薄膜的陶瓷片上造晶体管。

做完以后让大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