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敏把自由软件和 Linux 带回中国《新程序员》
对于宫敏，在中国的开源界以及技术圈内，大家所熟知的是“中国 Linux 第一人”的称呼，因为他用手提肩背的方式将 Linux 带回了中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自由软件库。然而宫敏则谦虚地表示，他只是中国自由软件和 Linux 的先行者。
宫敏的人生，经历颇丰，感受过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一路的成长中，彻底明白了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深刻感受到计算机系统安全的重要性。这也塑造了今时今日的宫敏。本期《开源英雄》，让我们一同走进宫敏的程序人生。
采访 | 刘韧
作者 | 谷磊 责编 | 唐小引
出品 | 《新程序员》编辑部
1994 年，北京，国内贸易部正在建立 VSAT 信息发布平台，没有互联网，包括主站在内的很多应用都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性能很差，问题频发。回国休假的宫敏看后说道：“咱们试试这个”，就拿出自己从芬兰带回的 SLS Linux 发行版系统，装上后，贸易部的同行惊讶道：“这个系统一装，怎么感觉我的 PC 变成工作站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东西哪来的？”“自由软件是怎么回事？”“唉！可惜咱们接触不到这东西呀！”宫敏说：“会接触到的，我能让你们接触到！”
这神奇的系统，是宫敏在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做研究时发现的。他在构建新的分布式并行计算模型，需要用到 IP 多播协议，可没有操作系统能支持这个 IP 协议，在浏览教育科研网的 FTP 时，突然出现的 Linux Kernel 引起了宫敏的注意，他的分布式并行处理有些东西要在 Kernel 里做，“这玩意儿有点意思！是赫尔辛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Linus Torvalds 写的，自由软件、源代码开放、运行自由修改和散发，太好了！”
可此时，Linux 的状态还做不了什么。
一年后，网上一些人拿出了一个叫 SLS 的 Distrbution（Softlanding Linux System，最早的 Linux 发行版之一），“这大概是 Linux 最早的一个 Distribution”，宫敏拿过来开始安装，下载了内核代码，发现可以支持自己需要的 IP 多播协议，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加进来经过修改原先的 Bug 之后就好用了，这东西可太好了！”“如果以前做地面站的时候有它，我的系统会做得非常漂亮。”
同时，他认为中国应该很需要这个东西。
一次，宫敏去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SICS，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做交流，大家聊天时谈到瑞典比芬兰更发达，可为什么 Linux 会出现在芬兰，而没出现在瑞典？其中有个人说：“是因为全世界最大的软件库 Archive 在芬兰，芬兰的学生、老师有机会接触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源代码，所以这里的人思路开阔。”大家也认同这种观点。
宫敏博士在芬兰
宫敏受到启示，“我得把这东西拿到中国，让中国人也能接触到它。”
1997 年，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软件协会下成立了“中国国际自由软件分会”，并决定利用国家信息中心的中经网的基础设施建立“中国自由软件库”，推选宫敏担任顾问，提供自由软件资源并进行答疑等支持。也因于此，宫敏自费做了这件事。
宫敏把想法告诉了在芬兰教育科研网 Archive 工作的朋友 Ari Lemmke，他是真正给 Linux 命名的人。Ari 是位理想主义者，在 Otaniemi 科技园 Inopoli 附近开了一个小型的 ISP（X-gateway），为了推广新生事物“因特网”，让园区的公司免费使用，他通过其他的工作挣钱养活这个 ISP，同时负责“芬兰教育科研网（funet）”的 FTP 系统管理工作。
Ari 说复制 Archive 软件库大概需要 80 个 G。1994-1995 年，PC 磁盘容量普遍为 40-45M，完全不够用，起码需要 1 个 G 作为缓冲，而 1 个 G 的 SCSI 硬盘需要 8000 马克（原芬兰货币单位）。
另外，为了在服务器上跑 SCSI 硬盘，还需要买一块 SCSI 卡，因为没这东西就没法玩儿，宫敏连卡带硬盘共花了 1 万马克，花销不菲，“该花的钱要花，自己也得学东西呀！”
用 1 个 G 硬盘传 80 个 G 的资源不可取，宫敏就想到了磁带，买得起的是和数字录音带很像的 DDS（4mm）磁带，宫敏花了几千马克买下 20 盘，又花了 4000 马克买了个二手磁带机，还好，把 SCSI 卡插上就能用。“既然想干这件事就得放开干。”
设备都齐了，宫敏想让 Ari 帮他导资源，由于比较费工夫，Ari 建议宫敏去自己学校弄，学校的网很快。随后，宫敏白天工作，晚上在学校用脚本拽资源，每拽一部分就拷进磁带里，再拽、再拷，他还专门写了脚本，以免出现混乱。
宫敏用几个月的时间拷完所有的东西，带回到中国。
为证明自己这套东西名不虚传，宫敏说：“咱们的自由软件库就用自由软件来搭。”说干就干。宫敏用 Linux 做了软 RAID，把不常用的 PC 机加大内存和磁盘用起来，信息中心的一台 HP 小型机上有磁带机，宫敏要了账号，通过网络使用磁带机，开始存储资源。网用磁带机比较慢，但最终还是把全部资源导进 RAID 里了。
软件库建成了，Linux 操作系统成功引进中国！
可宫敏觉得光放着不行，就在上面建了一个新闻组，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可很久都没有互动，宫敏就在里面发贴，慢慢地开始有人留言提问，终于活跃起来了。只要有提问，宫敏一定回答，“我可能答得比他问的更深、更多一点。”
用户越来越多，宫敏答不过来，就挑有意义的或新问题来答。对于老问题，会有人告知去找哪个贴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在无私地做着贡献。”一有东西就能让大家知道，给大家用；不会用的就一起讨论；都不会的，宫敏就帮忙在“因特网”上真正的新闻组上发起话题讨论，得出结论后完整地告诉大家。
当大量活跃用户出现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你做的这些工作很有意义，能不能回国做？在国外做把很多东西留给了洋人，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吧。”于是宫敏就回国了。
幼时情节
“每周回家，爸妈都会问我，在幼儿园吃了什么？”
1959 年 11 月，宫敏 3 岁，就和其他科学院的孩子一样，进了端王府幼儿园，星期一送进来，星期六接回家。这里让他体验到了集体生活的纪律性，睡觉、吃饭、出去玩都要大家一起去，不能自作主张。
3 岁的宫敏
一次，幼儿园组织孩子们去四不要（中关村）礼堂演出，演完节目又呼呼地坐着卡车回来，中午“小演员们”美滋滋地吃了顿炸鱼，这对宫敏来说是最好的奖励了。
幼时关于吃的情节，总是耐人寻味。一天晚上，父亲说：“豆腐脑能增加蛋白质，爸爸带你去买豆腐脑，回来大家吃。”宫敏就跟着父亲点着灯，在豆腐脑摊位排起长长的队，买到后拿回家，有辣的和不辣的，宫敏不经意吃到一碗辣的，当时就被辣哭了，“这段印象真可爱！”
宫敏的好奇心也给生活平添了些插曲。一天，心理研究所的人员来幼儿园找孩子做实验，宫敏很好奇，就被叫去了，他们被带进一个小黑屋，头上装上电极，面前一盏红灯，扬声器里提出来各种问题，他们就一一回答。
周末回到家，他把这件趣事告诉家人，家人惊讶道，“拿我们孩子做什么实验？我得去心理所问问。”得知是做儿童心理实验，只是看看脑电图，这才放心。
学霸之家
早就掌握了识字能力的宫敏，一二年级就开始看小说了。
四五岁的时候，宫敏看见父亲在做一个放大器，就跑过去不停地问：“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电阻。”父亲说。
“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是电容。”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电子管。”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变压器。”……
这种儿时碎片式的学习，宫敏很早就开始了。
父亲经常给宫敏买儿童读物，有些是讲科学人物的图画书，像特斯拉、爱迪生、罗蒙诺索夫和祖冲之等，父亲有时也给他讲一讲，更多是看宫敏的意愿，“反正书在这，你自己看”，看宫敏对哪些方面感兴趣。
很快发现宫敏对无线电、物理更感兴趣，就开始多买这方面的书。宫敏有问题，父亲有时直接解答，有时说：“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了”，宫敏就去看书。
1953 年，父亲从武汉大学无线电学专业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由赵九章等几位老先生带他做一些项目。
1958 年，国家进行人造卫星预研，选了十多个科研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宫敏的父亲也入选了。
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父亲主要是研制科学仪器，“没有仪器是做不了科学研究的，老爸和他的同事都热衷于做仪器。”
宫敏的母亲毕业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母亲很早就教宫敏认识 26 个英文字母，他学拼音时就学得非常轻松，“只是这个字母我们以前都念 A，怎么到这儿念 a（啊）？”。
宫敏的爷爷当年从安徽寒山县出来，去上海念了大学，在宫敏快上小学时患了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他以前，会拿着一本线装书摇头晃脑地在那儿唱诗。”奶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忽然没有学上
环境艰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去了都是没学上的。”生活中，宫敏一旦有不明白的，就去找书看或者问父亲。
1963 年宫敏读小学，1966 年全家搬到了陕西 112 大院，在秦岭的一个山沟边，这里是赵九章先生选点建设的三线单位，父亲和几位同事算先遣人员。
刚到这里，实验室的设备、用具还没到位，更难的是星期天只吃两顿饭。家里连饼干和馒头都没有，宫敏就和妹妹跑到食堂，工作人员忙说，现在没饭，要 9 点才有。两人饿得不行。
学校还没开起来，距大院约 5 公里还有个山沟，有个子午钟表厂，这里住的全是上海人，生活比较好，子弟学校已经开张了。宫敏就和伙伴们跑去旁听，跟上海小伙伴们一起玩儿，可还是比较远，不能每天去，“反正这段时间基本是没学上的”。
1967 年政策变了，宫敏跟随家人回到北京搞运动，三年级没怎么念的他，直接在中关村小学上了四年级，直到小学毕业。
“我不记得有太多事情发生，好像也没有什么考试。”回京后住在中关村，小伙伴的家人不是这个所的，就是那个所的，“都是在家听大人讲完，就来学校吹各种科学上的牛。”宫敏一旦有不明白的，就回去找书看或者问父亲。
这个时期也是父亲参与研制任务的关键期。父亲经常夜不归宿，宫敏有些实验做不通，就把实验现场留在桌子上，写一张纸条说明问题和现象，再去睡觉。早晨起来，还是不见父亲的人影，“桌上的纸条变成了老爸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处置后，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不久，父亲负责研制的部分进入关键阶段。他提出利用国内所能提供的器件，满足总体设计要求创新性的技术方案，最终获得成功，圆满完成了任务。
少年宫敏和父亲
父亲总是把“多普勒效应”、“截止频率”、“参量放大器”、“阶跃二极管”等新名词挂在嘴边，宫敏不明就里。一次，父亲自言自语地说：“国内最好的晶体管的工作频率是 40 兆赫兹，200 兆赫兹怎么搞？”宫敏觉得父亲遇到了大的挑战，后来发现，正是父亲的方案和产品保证了第一颗卫星能被地面“跟得上”。
科学、音乐两不误
“没想到物理世界和音乐世界竟有着如此奇妙的联系！”
宫敏在北大附中表现一直不错，只是大家不轻易聊成绩。学校生活很丰富，他参加了校合唱团，时常排练，由于变声，从男高声部唱到了男生低声部。
一天，邻家来了位会拉小提琴的大哥哥，演奏水平很高，琴生深深打动了宫敏，很快，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宫敏很想学小提琴，就开始跟父亲软磨硬泡，在向父亲承诺“不能三分钟热度，一定练到至少和邻居哥哥一样的水平”后，父亲才答应买个便宜的小提琴。
经过邻居哥哥的介绍，宫敏结识了住在磁器口的小提琴老师，老师同意每周为宫敏做一次专业指导。家里给买了月票，他每周四放了学就去磁器口学琴。
1970 年，宫敏在中关村北区花坛旁演奏小提琴
在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苦练下，宫敏的演奏水平提升很快，就这样，在科学之外，宫敏真正掌握了一门乐器演奏技巧。他的阅读范围也扩展到了和声学、音乐史、德奥音乐和俄罗斯音乐等，图书馆的《人民音乐》（过刊）杂志也成了他的阅读对象。有些小伙伴家里有唱片，宫敏就去造访、听音乐，也会把唱片借回家听。
为了高品质地欣赏唱片，宫敏开始研究、设计和制做高保真功放，让他增加了电子电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通过音乐，对一些物理概念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例如频率就是音高，波形就是音色（正弦波圆润乏味，方波刺耳，三角波又是不同的音色，偶次谐波比较悦耳，奇次谐波比较令人烦躁等），这一切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附中有个校办工厂，除了做广播用的扩音机，还做半导体（碳化硅的发光二极管），工厂是由宿舍楼改建的。后来得知，这些发光二级管是供北大设计建造的大型电子计算机（杨芙清院士的 150 机）使用。
科学院计算所要做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学工要协助制造一大批晶体管，工序就是在一个直径 3-4 毫米的陶瓷片上，用小笔画三条银浆。银浆有很强的化学味道，宫敏很好奇，就弄了一些请叔叔阿姨辨别是什么东西，他们闻过之后说应该是丙酮。用丙酮做溶剂弄出三条墨绿色的线，就是银浆，在烘烤箱中把这些有机物烧掉后，金属银就呈现在上面了。三条绿线烧完以后就变成三条银线。宫敏他们就是画这三条银浆线，其他单位在这个有银薄膜的陶瓷片上造晶体管。
做完以后让大家去参观计算所。在计算所北楼（该楼后来拆除，宫敏刚回国时还在），很大的一间屋子，里面是一台大型计算机，宫敏和同学们就听叔叔阿姨们讲它的工作原理。
内存会有电波发出来，一个收音机在接收。他们通过编程发出来的电波，用收音机收到后就是音乐。
一个大大的控制台吸引了宫敏，上面有许多开关和闪着的灯。他好奇地在里面乱串，串到一个地方，见有一个电动机，带着一个圆筒一样的东西呜呜地转，这时一个叔叔过来说：“你不在那儿听讲，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看看计算机里都有什么东西。”宫敏说，“这是什么？”
“这个是磁鼓。”叔叔回答。
“磁鼓是干什么的？”
“哎呀，跟你讲不清楚。”
宫敏回家问父亲，父亲告诉他磁鼓上面有一堆磁头。磁盘是盘状的，磁鼓是鼓状的，它们都是磁面，磁盘和磁鼓都是外存。宫敏不知道这种东西怎么玩，因为一般人买不起。
“说起来还是沾了点光，在那个年代大概没多少孩子能见到这种东西”，“就算是没吃过猪肉，也算见过猪跑了”。
回到 112 大院
很多同龄人初中毕业就去插队了，宫敏在这里倒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临近初中毕业，停办已久的北京高中开始少量招生，一个四五十人的班，大概有两三个学生能上，条件要求比较多。家里评估宫敏上高中的机会基本为零，全家户口都已迁到陕西，在北京升学会有更多障碍，他就跟随家人去了陕西 112 大院。
宫敏没有在意种人生转折，毕竟还是在父母身边，已经熟悉了这种生活。
112 大院在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离当时的西安市相对较近，这里一半是工作区，一半是生活区，大家一起吃饭。孩子想去图书馆就跟解放军打个招呼，就能去看书，反正有书看宫敏就高兴。
父亲调研了周边学校，帮宫敏选了韦曲一中（现长安一中）。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民国时建校，1962 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高中之一。
宫敏在韦曲一中的高中毕业照
高中离家很远，宫敏不得不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趟。每个周六宫敏和妹妹吃过午饭，不到 1 点就要从学校往家骑，差不多 5 点到家，中间要翻一两个塬（黄土高原的一种台状地形），很难走。到家后妈妈给做了好饭，帮他们洗脏了的衣服，宫敏和父亲津津有味地谈论科学话题。星期天，宫敏吃完午饭，就骑上自行车回学校。
这里比较偏远，运动没北京那么强烈，反倒成了好事，老师可以正常教课、考试，宫敏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很多北京的同学初中毕业都去了海淀苏家坨插队，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被改变。“初中同学上大学的并不是很多，但北大和科学院的孩子后来升学的比率要高一些。”
另辟蹊径，解决饮水问题
宫敏认为，这种电学的方法在当时是最简单的，任何有机械加工的东西都是复杂的，因为他不具备那种能力。
韦曲一中的大门建在川道上，整个学校是沿着一边的塬一节一节往上建成的，在最高处建有一个水塔。
学校无法正常供应自来水，因为需要有人经常爬上水塔去看，没水了就灌水，有时工人师傅灌着水去忙别的，水就溢出来，又要跑上去关上阀门，使得自来水不能正常供应，这让宫敏很疑惑。
他开始思考：可不可以做一个自动装置，在低于一个水位下限时就能自动开泵灌水，等水位达到规定的上限，就能自动把泵关掉？
具体的实现方案是，在水里放三个电极，一个放在水塔底层，一个放在最低水位，一个放在高线水位，通过晶体管检测水目前处在哪个位置上。“这里面是有一个状态机”，当低于最低水位时，就开泵灌水；当超过第一线水位继续涨到高线水位时，就关泵。
可处在高线和低线之间的时候该怎么办？
正常来说，当从最高水位落下来时，如果处在中间，是不应该管它的，继续用到比最低位置更低时再来开泵，开泵后水位再往上升。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当处在中间水位时，怎么才能知道它是从哪个路径过来的？从上面落下来的，还是从下面涨上去的，这需要看到前面的情况。从下面涨上来就不该关泵，从上面落下来就不该开泵，可是没有地方保存这种记忆。
宫敏看到老师和其他人的解决方法，都是用很多个继电器。“继电器可以做逻辑，它是有记忆的。”
宫敏的想法是只利用继电器的固有特性，而不是用多个继电器。继电器有一个特性，就是吸附电流和释放电流（从张开到吸合）有一个差值，例如某个继电器，10 毫安的电流才会让它吸合，那降到 8 毫安它仍然会吸合，只有降到 7 毫安它才会释放。
如果让处在中间位置的电流是 9 毫安，就意味着原来是吸合的，就不会放开；原来是放开的，就不会吸合，能让它保持原状。这个方法就是用了继电器固有的特性，通过调整继电器，让这个差值变得更大，控制晶体管电路提供不同水位点时的不同电流更稳定。
宫敏把原理写清楚后拿给了物理老师，老师没发现任何错误，奇怪为什么没人这样做，就说“那就试试吧”。
校长问宫敏：“你觉得做这件事要花多少钱？”
宫敏回答：“50 块钱应该足够了。”
“批给你 100 块钱”校长说，“咱们有校办工厂，壳子什么的让校办工厂帮你做。”
最后宫敏用了不到 50 块钱，就把这套自动化的水位管理装置做好了，他成了学校的名人，让大家真正喝上了自来水。
在生产队组装电视机
“有你在这儿，我们的广播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转眼间高中即将毕业，宫敏面临着双重选择：一方面，自己擅长小提琴演奏，可以报考西安音乐学院；另一方面，继续在实验室里搞科学。两难之下，宫敏去征求家人的意见。
奶奶对他说，“你的这两个爱好都是正当事业，都应该支持。”“你是愿意做研究，处理新的问题，还是愿意坐在乐池里，每天演奏相同的音乐？”“你可以把一个作为职业，另一个作为爱好。”
想来想去，宫敏更愿意留在实验室。这个决定，也是自己做水塔自动控制系统时，学校给予莫大的支持，让他觉得只要有好想法，社会就能给你机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自己真正的事业。
这一年，赶上号召年轻人到农村生活劳动，每户家庭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于是家庭会议召开：让妹妹去，还是让哥哥去？宫敏觉得自己是哥哥，不能让妹妹去，父母满意地说“这哥哥的态度挺好，那你就去吧。”
临行前，父亲说：“你把书都带去，要坚持学习，英文也要坚持学，不能放松。”就这样，带着心爱的书和小提琴，宫敏离开了家。
他被安排在陕西省长安县，虽然与家在同一个县，可也有几十公里的山路，从生产队回家不需要翻塬，却要上山，沿着山路一直往上走就可以到家，从家里回来一路下坡就能到生产队。
刚到这里，宫敏和其他几个青年都住在老乡家，不久县里给的安置经费到位了，生产队就划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个小院。
宫敏所在的集体户是两个男生，三个女生，小房中间盖一堵墙，一边住女生，一边住男生，吃饭会在一起。“我记得我负责烧火，另一个男生就出去挑水，女生负责擀面条、做饭。”
大多数农活宫敏都能做，可也有意外发生，一次，宫敏在麦场收麦子，把麦捆铲到垛子上时，腰忽然扭伤了，在床上躺了好长时间。
另一次是修水库时，一个事故伤到了腿。宫敏扒着伤口从真皮、脂肪到下面的肌肉包膜一层层都看得清清楚楚，还不忘调侃：“这下我学到了直观的解剖学知识。”
宫敏对生活没有太高要求，能吃饱饭，睡觉不冷就行。收工回来别人打牌、谈恋爱，他就读书。
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他又鼓捣出了新名堂。
干活之余，宫敏想弄明白电视机的工作原理，“只有把它做出来，才证明我确实弄明白了。”
在读高中时，宫敏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组装过一台电视机。当时扫描发生器和锁相环路，都是使用的最新器件“单结晶体管（UJT，又名双基极二极管）”，利用它的负阻效应制作“张弛振荡器”，通过改变两个基极之间的电压，改变振荡频率，利用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与电视台发送的同步信号的频率/相位差，产生控制电压完成扫描的同步。这一点让研究所里的叔叔们都赞不绝口。
他设计了一个电视机的完整电路，寒假到北京探亲，顺便购买了显像管、屏幕等相关零部件。北京生产的零部件宫敏都买等外品，最贵的是显像管，一个要 13 块 5，其他东西二三十块钱就能全买到，组装下来不到 50 块钱，三周的时间里宫敏从采购零件、制作印刷电路到整机调试，完成了一个九寸晶体管电视的制作。
有了第一部电视机的制作经验，第二部就轻车熟路了，显像管和部分零件都是从北京带过来的，他自己绕制了高压变压器，最终完成了电视机的组装。
简直是天大的事，村里这下能看电视了！这里离西安几十公里，用一个外置天线接收信号。大家都围着电视看，“电视节目大概是每天晚上五点半开始，先是新闻，再是别的，最后是文艺节目，十点左右就没有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公社领导叫宫敏到公社来上班。
被推荐上大学
考研结束后，老师表情有些沉重，从班里挑了五个学生说：“你们五个人把考研试题做一下，我们要评估考题情况。”宫敏就和几位同学去答题，答完后老师看过成绩说：“你们当中考得最低的，也比这次考分最高的学生考得好。”
在公社，宫敏和领导吃住在同一个院，很快就熟络起来，工作上听从书记安排，事情做得也很漂亮，受到了书记的赏识。
好事来临，北大开始招生，无线电系在长安县有一个招生名额，书记得知后跟宫敏说：“这专业不正是你做的事情吗，你应该到这里去啊”，专业对口，就推荐他读大学。
说来也巧，在北大招生之前，部队曾前来征兵，宫敏跟部队的人聊得很好，就说：“你把我带走吧，我当兵去。”“好啊！”解放军说。
几天后解放军跟宫敏说：“我不能带你走。”
“为什么？”宫敏问。
“你的岗位不应该在我这里，你应该去上大学。”解放军回他。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机会上大学。”
“你听我的，你的机会就是去上大学，我不能带你走。”
就这样与部队失之交臂。宫敏想到，解放军可能跟公社这边沟通过，领导一直认为他该读大学。
不久，宫敏通过了入党申请，外调的资料也都合格了。在准备回京的时候，支部书记忽然对宫敏说：“你是不是能够明年再去上大学？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再为我们工作一年。”
可一心求学的宫敏，难得有了奔赴理想的机会，他非常珍惜，就没有答应书记。
人生充满机缘巧合，宫敏想，既然走了，就尽量走好，不要给学校丢脸。
在北大，宫敏很享受师生之间的关系。“老师们都拿我们当朋友，不当孩子对待。”大家都很认真地讨论问题。
1978 年的冬天，宫敏于北大留影
一次，宫敏向老师们请教 32 路数字电话的专业问题，他们惊讶于学生竟能问出这种问题！问到我就给你讲，讲完后告诉宫敏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希望他也对这些感兴趣。“北大老师和科学院的叔叔阿姨们的作风很像”，这也是宫敏从小接触到的，熟悉的氛围让他感到亲切。
更有意思的是，有几门课刚上了几堂，专业老师就说“这门课我给你通过，你别念了，去别的系听你感兴趣的课吧。”宫敏觉得这很不可思议，老师们都很开明，“他觉得继续听这门课是浪费时间，就劝你别听了。”
学习之余，宫敏加入了北大游泳队，每天下午训练，“还是很辛苦的，每天都要游 3000 多米。”教练要求很严格。好在小学时，父亲就带着他和妹妹去横渡昆明湖，“从排云殿游到龙王庙有 700 多米，游过去休息一会，再游回来。”从小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
让遥感探测项目起死回生
在 80 年代，飞机遥感是很先进的技术，此时中国的高科技是在西方封锁之下搞出来的，“真的跟美国差距没有那么远。”
1980 年，北大，20 多岁的宫敏已有了人生目标，“我就是想成为老爸那样的人。”毕业时，宫敏顺理成章地被派遣到科学院工作。此时徐梦侠老师对他们说了很重的话，“你们毕业以后，前五年可以用母校的名字，五年以后北大指望着用你们的名字。”
1981 年，在科学院空间中心工作时期的宫敏
到了科学院空间中心，宫敏被分配到了地面系统部，单位的短期使命被定义为两星一站，即天文卫星、资源卫星和遥感卫星地面站，“虽然我最希望加入卫星团队，但还是服从分配好好搞地面系统吧。”研究室领导给宫敏介绍了这里的三个研究方向：硬件、软件和算法，可以自己挑。“想让哪个老同志带你，你就去争取他的同意。”于是宫敏开始摸情况。
宫敏喜欢挑战，做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
在跟各位老同志交谈、看了各个实验室之后，发现这里有一个机房，里面设备很多，了解到这是 1976 年我国第一次航空遥感的数据处理系统，可一直没有成功运行，且负责人已去了美国。
这个机器是上海计算机厂（以前叫上无十三厂）生产的 DJ S-131 小型计算机，仿美国 Data General Nova 的产品。
按照计划，这个研究室是负责处理飞行时仪器所采集、记录的数据，可这一步一直未完成。宫敏就向研究室请求来这个机房，让它完成历史使命。谁知研究室觉得他资历不够，无法批准他负责这项工作，但允许宫敏来这里进行认为必要的工作，前提是必须保证不把它搞得更坏。宫敏回答：“保证不把它搞得更坏，争取把它搞得更好。”
宫敏是学无线电的，对电子计算机完全不懂，可他认为既然是电子计算机，它的基础就是电子电路，只要是电子电路宫敏就能搞懂。
“那个机器现在看起来很烂，主频 0.5 兆赫，一个内存周期两微秒，内存 32K 字，但它居然配了 40 兆的硬盘。”里面还配了数字磁带机，有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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