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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暴乱中的台籍日本兵,长期以来是一个被刻意忽略和重要因素。据日本厚生省统计,到 1945 年投降前,日本总计从台湾招募了军属 12657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多时间里还征召了 80433 名台籍军人,二者合计共207003 人,日本穷途末路时,曾大批量的将台籍军属就地转换为“志愿兵”,因此成为“日本兵”直接作战的台湾人超过10万,其中有 30304 人阵亡。通过其他途径参加日本军队的台人无准确统计。这些人中不少是试图通过向日本奉献“血酬”来实现阶层跃升,成为皇民人上人的,比如台籍作家陈火泉的日文小说《道》中,主人公为了摆脱“本岛人”的身份,改换日本名字,学习日文日语,但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皇民”,苦恼之中顿悟“非一起流血成不了皇民”,只有上战场才是“唯一迈向皇民之道”,这是当时不少志愿参军台籍日本兵的共同心理。

这些志愿参军的台籍日本兵凶残程度不亚于真正的日本兵,亦愿意主动承担杀害同胞的任务以显示其忠诚,在拉包尔的审判,7名台籍战犯,因涉及 1943 年在拉包尔附近枪杀 7 名中国战俘,于 1946 年 4 月 16 日被判处绞刑。到 7 月初复核的结果,其中之 5 人改判终身监禁,另两人林一( 中文名“林发伊”) 和末代原武雄( 中文名“陈铭智”) 因拒不认罪,法庭于 7 月 7 日确认维持原判,执行绞刑。 事实上,被判决死刑的还有另外 5 名台籍日本兵。其中米田进( 中文名“潘进添”) 是台湾特设劳务奉公团团员,来到拉包尔后在日军第二十六兵站入伍成为军曹,因涉及 1943 年 3 月和 4 月 24 名中国战俘和平民以及 6 名患病中国战俘于拉包尔附近的塔笠沥( Talili) 海湾被害案,在 1946 年 4 月 23 日受审,最终因亲手枪杀两名中国战俘而被判绞刑。在纳闽审判的145人日军战犯中,台籍日兵竟超过三分之二。

但因中国战俘缺少翻译,无法完成指认,绝大多数台籍战犯均逃过审判,由盟军遣返回到台湾,这些台籍日本兵不仅“皇民梦碎”,而且立刻就陷入失业境地,不少人沦为浪人。这些人蛰伏民间,面对昔日的“敌人”咬牙切齿而不敢妄动,至二·二八则倾巢而出,宣泄仇恨。不仅有大量外省民众指出暴乱时,有大量日人装束的暴徒手持武士刀上街肆意滥杀外省民众,参与平乱的国军士兵亦指出“暴民中混有精良训练之日兵甚多”,台湾光复后国府在台湾留用的日本技师亦随台籍日军一同暴乱,暴乱中出现的日式技术兵器,均由这些日寇操作。  

这些刚刚参加完抗日战争的国军官兵在镇暴中面对这样的敌人,自然也不可能以平常心相对,《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中记录当时平乱的国军士兵说:“台湾人不承认是中国人,他们打死中国人太多了,上头准许我们来杀他们,这几天杀得真痛快!还得再杀,杀光了,看他们还能造反不成”,亦为当时国军士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状态和极端对立的心理之下,平乱中造成无辜者死难甚多,也是事实。因此蒋介石、陈仪分别于1947年3月10日、16日发表讲话,约束国军士兵的报复行为。可见报复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但这种过激报复与绿营所渲染的“无差别滥杀无辜”仍然相去甚远,证据之一是二·二八中的大陆籍死难者中妇孺皆有,但被国军击毙的均为青壮年男子,吴浊流的《无花果》也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没听说过女人被(军队)打死的”。  

 然而这一事件在反复的政治操弄之下,已经失去其本来面目,而这些台籍日本兵,不少在战后时凭借“中国人”的身份逃过审判,又回到台湾继续屠杀中国人,在二二八平乱中活下来者继续蛰伏,最终在“转型正义”中摇身一变成为受害者,实在是对历史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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