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对话青年学者: 今天，我们为何遗失了对自己的控制感

项飙对话青年学者: 今天，我们为何遗失了对自己的控制感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吕娜
来源：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677562

这原本是一场关于职业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学术交流，最终却成为一次指向社会的追问。

6月2日晚，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与20多位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中青年学者在云上进行了160余分钟的交流。

在这个从60后到90后四个世代组成的交流群里，“焦虑”“不确定性”贯穿始终。不确定性，并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会变得越来越焦虑？

项飙认为，这反映了个体对微观生活构造的“控制感”日益丧失。不管是农民、摆摊的小商贩，还是高校青年教师，人但凡想获得生活和生计的平衡与安定，就需要建构可控制感。丧失了可控制感，正常生活将难以营造。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教授与青年学者“云上”座谈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吕娜拍摄

当不确定性和意义缺失同时来袭

“青椒”，是互联网上对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寒窗苦读多年，终于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的他们，却面临着教学任务重、职称晋升难、申请科研项目难、工资待遇低等生存和发展困境，使得他们中的不少人陷入情绪焦虑，心生困顿和困惑。

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青年教师也不例外。

他们面临的一大困惑，来自于学术标准的日益复杂化。近几年，学科评价中普遍提出“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举措。“破五唯”的初衷是不以特定唯一的标准评价学术成果，倡导学者们不要仅仅为了发表论文、获奖等进行学术研究。然而，很多青年教师的实际感受却是“五唯”至今并未完全破除，反而给大家增添了新的负担，变成了“五加X”。

学术评价标准不仅复杂，还易变。在这场“游戏”中，不少青年教师捉摸不透游戏规则。

“新进教师签的合同和上一年进来的老师很可能不一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章玉萍副教授认为，考核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高校教职变成了一个相当高压的生计。“我怎么能够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活下去，不要被淘汰出局，这是许多青年学者在纠结的问题。”

章玉萍进一步补充了自己对于学术空间的困惑。她觉得，青年学者不仅面对着日益严苛的论文审核标准，不知道能不能发表的选题，还面临着尴尬的自我审查。“现在国内一些期刊可能会定制选题，选题都被定制好了，作为个体研究者，我们的能动性怎么发挥？又能发挥到多大？我觉得是要打问号的。”

不仅如此，现在国内很多期刊的版面都在缩减，而高校对青年学者们考核标准中的论文发表篇数规定却是水涨船高。“我觉得这是人为制造的供需不平衡。”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萍则明显感觉到，属于自我的学术空间正在被大幅压缩，“学术变成了一种表演”。青年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无法获得认可并顺利发表。即使能发表，也面临着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化流程。在孙萍看来，这种流程的复杂性进一步导致了学术的表演性，而稀缺的资源性又驱使“大家都要去争”，学术空间注定难以共享。

章玉萍认为，现在很多论文的生产方式很像工厂的流水线劳动，讲究效率高、产出快，整体生态对“个体手工业者”非常不友好。而在河海大学副教授邵占鹏看来，目前高校把学术当成规定投入和产出的工业化生产。在这种定时定量的作业中，偶然性的、灵光乍现的学术邂逅几乎不复存在。

学术研究，本该是一份需要时间沉淀和创造力的精细活，但在指标的量化考核和“非升即走”等时间挤压下，变成了一项可标准化、可流程化的生产劳动。

也正是因为学术变相成为了一种类工业化生产，对其考核的标准也更加具有工业化色彩。河海大学副教授邵占鹏将“工业化学术”对应的奖励称作“激励性学术”，而“激励性”指的是高校对于优秀学者给予的行政职务的激励。然而，行政事务的增多反过来限制了学术的专注度。因此，这种激励并不是对学术热爱的完善回馈，也区别于内心充盈的获得感，而是一种权力和行政资源的刺激，也可以看作是工业化学术的衍生物。

当回报率越来越低，最终的焦虑——永远追求逐渐变小的回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就像冰棍挂在那儿，你却一直吃不到，然后就眼见着它在那里融化，不断变小……这时人们会深切感受到意义的缺失。”

与章玉萍和邵占鹏提到的“焦虑”不同，孙萍追问的是：“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到底它的开心点是在哪里？我们是为谁在做？我不太知道。”在她看来，这种内在获得感的匮乏，某种意义上也是生命历程的缺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苗伟山也用“意义的缺失”来描述当前青年学者的生存状态。他认为，从内在的自我怀疑到外界的考核标准，这种“意义的缺失”是多层面的。

以师生关系为例，高校中的师生关系正变得日渐稀薄和紧缺，肩负教学和科研双重压力的青年教师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和学生维持日常的聊天和思想交流，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困惑。“从幼儿园到大学老师，我们都是处在一个被人贴小红花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是比较压抑的，因为主动性难以发挥，热爱也很难落到实处。”

当对微观生活构造丧失控制感之后

当青年学者都在表达“焦虑”时，一位学者的研究经历自述暂时冲淡了交流现场的“焦虑感”。她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袁艳教授。

袁艳，生于1960年代，换过很多职业，做了多年记者，最终“半路出家”进入学术界。

袁艳自述，从副教授到评上教授，花了十二年，但她觉得：“正是由于我没有走一条经典直线的学术之路，所以也不在乎多耽搁几年。在多少年内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好像一直都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袁艳说自己的学术和生活始终是有方向感的，充满意义和希望。“尽管产量很低，但我做学术做得特别开心，心态也一直很好，不怎么焦虑”。当袁艳讲到这里时，孙萍在对话框中打了一句话：“好羡慕，袁老师！”

袁艳认为，自己的经历和心态和时代有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所谓的‘断层中被断掉’的那一批人。”那时的他们，买房不是刚需，她正好赶上了福利住房分配，因此焦虑更少一点。

在听了袁艳的经历后，项飙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今天，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现状的时候，时代确实会是大家都认同的首要因素。”人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探索当中会有成就，也会遭遇失败。时代变迁影响着青年学者的切身感受，进而带动自我规划的调整。

尽管袁艳老师这一代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时代不确定性和变革，但当时巨变的社会和个人微观生活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项飙认为，这种复杂化的关系具有四个特征。首先，人们从意识上理解、相信当时的变化，“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变是有道理，是有意义的”。其次，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参与到变化之中，有高度的参与感，并从变化中获得利益，甚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再次，这种时代变化本身具有较明确的方向感，而不是未知的模糊性。人们认为这将是一个不断自我提高、自我修正的正向过程。最后，八、九十年代的巨变和个体的关系之间存有一个缓冲的间距。人们对自身所处微观生活的建构仍然有一种真切的控